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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勇 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傅書華 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太原師范學院教授
葛水平 山西省文聯(lián)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編者按
在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史中，趙樹理是一座豐碑。以他為領軍人物的“山藥蛋派”，用樸實無華的筆觸勾勒出鮮活的鄉(xiāng)村生活。那些從泥土里長出的故事，那些在語言中沉淀的智慧，正是中國當代鄉(xiāng)土社會發(fā)展的精神體現(xiàn)。當我們再次凝望趙樹理的身影，沿著他的足跡行走時，仍能強烈感受到其作品帶來的震撼。4月25日至26日，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連續(xù)舉辦了三場“重讀趙樹理”系列文學講座。趙勇、傅書華、葛水平三位學者從不同維度探討了趙樹理文學遺產的當代價值。今天，就讓我們循著他們對創(chuàng)作風格與社會意義的精彩輯要，走進這位“人民作家”的人生道路與文學經典，感受他筆下直抵生活本質的大眾化文學。
大眾文藝的早期樣式及當下啟示
【主講人：趙勇】
1930年左聯(lián)成立，明確提出了“文藝大眾化”是核心任務。1931年“大眾化”被寫入綱領性文件，這一舉措為傳統(tǒng)大眾文藝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瞿秋白是大眾文藝理論體系化的關鍵人物，他主張大眾文藝要為工農群眾服務，用大眾的語言寫大眾的生活，采用白話口語和方言，摒棄文言與僵化的新文學語言，并借鑒民間文藝形式，實現(xiàn)“舊瓶裝新酒”。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的普及性和群眾性，進一步強化了大眾文藝，使其在延安時期蓬勃發(fā)展，成為主流文藝形式。正是在早期傳統(tǒng)大眾文藝發(fā)展的影響下，尤其是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感召下，趙樹理走上了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的道路，并進行了多方面頗為成功的實踐，在多種文藝題材上集中展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前后大眾文藝的早期樣式。
在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他的作品多為“問題小說”，關注社會現(xiàn)實問題，如《小二黑結婚》聚焦自由戀愛問題。在形式上，趙樹理大膽創(chuàng)新，采用現(xiàn)代評書體，將小說打造為“可說性文本”。他充分考慮到當時農村識字率低的現(xiàn)實情況，以農村識字人為橋梁，希望通過他們將作品傳遞給不識字的人。他的小說往往以說書人的口吻展開敘述?！兜怯洝烽_頭就極具代表性，從羅漢錢講起，自然地引出張家莊張木匠一家的故事。這種敘述方式生動有趣，充滿了生活氣息，讓人仿佛置身于傳統(tǒng)的說書場景中。趙樹理通過這種方式，讓小說更易于被大眾接受和理解，實現(xiàn)了文學與大眾的緊密結合。
在曲藝創(chuàng)作上，趙樹理同樣成果豐碩。他創(chuàng)作的相聲《很容易》、小調《王家坡》、鼓詞《石不爛趕車》、快板《谷子好》等作品，豐富了大眾文藝的形式。其中，鼓詞《石不爛趕車》根據(jù)田間的民歌體敘事長詩《趕車傳》改編。在改編過程中，趙樹理運用自己對民間曲藝的深刻理解，對原詩進行了創(chuàng)新性改編。他保留了原詩的精髓，同時結合鼓詞的特點，使作品更適合在民間傳唱。這部作品不僅展現(xiàn)了趙樹理在曲藝創(chuàng)作方面的才華，也讓普通百姓在欣賞曲藝的同時，感受到了文學的魅力。
劇本創(chuàng)作也是趙樹理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創(chuàng)作了《萬象樓》《打倒?jié)h奸》《兩個世界》《十里店》等多部劇本，還創(chuàng)作了澤州秧歌《開渠》。他對上黨梆子尤為熱愛，為《三關排宴》編寫的唱詞，十字一句，一韻到底，為了這幾句唱詞，他花費四天時間推敲，展現(xiàn)出嚴謹?shù)膭?chuàng)作態(tài)度，也讓傳統(tǒng)戲劇煥發(fā)出新的活力。
趙樹理在大眾文藝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他出身農民又接受過教育，這種特殊身份使他成為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中介。他在與農民和知識分子交流時，會根據(jù)對象調整表達方式。在寫作中，他將五四以來的啟蒙話語，以通俗化的形式翻譯、轉述和改寫給普通大眾，讓啟蒙思想走進民間，他的作品成為連接知識分子思想與大眾文化需求的橋梁。他那內容豐富而成效顯著的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也為我們當下文藝創(chuàng)作留下深刻的啟示：
其一，堅守民間立場。趙樹理自始至終扎根民間，民間立場是他創(chuàng)作的根基，而非后期刻意的選擇。與眾多作家不同，下鄉(xiāng)于他而言并非獲取創(chuàng)作素材的手段，而是全身心投入農村工作。在晉城下鄉(xiāng)時，他的筆記本上記錄的都是農村事務，諸如土地利用、種子選用、農田改造等，完全是一位實干的農村干部形象。他把為農民出謀劃策、助力糧食增產視為比創(chuàng)作更重要的事。他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時時刻刻堅守民間立場，這種執(zhí)著堅守，提醒當下文藝創(chuàng)作者要真正走進人民生活，關注人民需求，才能創(chuàng)作出有深度、有溫度的作品。
其二，偏愛民間傳統(tǒng)。在趙樹理眼中，中國文學藝術的古代士大夫、五四以來文化界、民間這三個傳統(tǒng)里，民間傳統(tǒng)獨具魅力。他對民間傳統(tǒng)的偏愛近乎偏執(zhí)，從他的各類創(chuàng)作中都能體現(xiàn)。以《白毛女》唱詞為例，其質樸直白的民間唱詞，農民一聽就懂且十分喜愛?？梢歉某晒棚L或洋腔洋調，農民就毫無興趣。這鮮明的對比，凸顯出民間傳統(tǒng)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不可替代的價值。當下文藝創(chuàng)作應從中汲取經驗，重視民間傳統(tǒng)元素，將其融入作品，讓作品更貼近大眾，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蘊，避免過度西化或脫離群眾的創(chuàng)作傾向。
其三，追求淺易文風。趙樹理創(chuàng)作時把受眾需求放在首位，為了讓農民更好理解作品，在文風上煞費苦心。農民對“然而”感到陌生，他就換成“可是”；擔心農民理解不了長句子，他便盡量寫短。為了增加作品吸引力，他還會增添故事性，給人物起有趣的外號，像二諸葛、三仙姑等。他常用的白描手法，不僅遵從農民勤儉節(jié)約的習慣，還能減少文字量，降低作品定價，讓農民買得起。如今改進文風成為重要課題，趙樹理的淺易文風為我們提供了寶貴范例。當下創(chuàng)作者應學習他摒棄故作高深的表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傳遞深刻思想，讓作品更廣泛地被大眾接受。
當下新媒體時代，短視頻、直播盛行，人們更傾向于通過“說/聽”的方式獲取信息和娛樂，這與趙樹理所處時代的大眾文藝有相似之處。當下創(chuàng)作者應借鑒趙樹理的經驗，改變表達方式，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創(chuàng)作，適應時代需求，推動大眾文藝不斷繁榮發(fā)展。
鄉(xiāng)土中國之子趙樹理
【主講人：傅書華】
在中國新文學頂尖作家中，趙樹理是比較特別的一位，對其研究的意義不應該完全局限在文學界，因而將他定義為“鄉(xiāng)土中國之子”，較之稱呼他為中國鄉(xiāng)土作家要更為準確一些，這是超越文學范圍的。
僅僅就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創(chuàng)作范型，這種創(chuàng)作范型，擁有兩個核心，一個是“問題”小說，一個是“中間”人物。
問題小說是什么呢？趙樹理曾說，當自己在工作當中遇到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會成為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題。很多人對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有誤解，認為他是在配合政策而創(chuàng)作。比如他寫《登記》，大家說是配合宣傳《婚姻法》；比如他寫《李有才板話》，是為了配合土地改革；寫《地板》是為了辯清楚到底是土地更重要還是勞動更重要。很多人認為，趙樹理的“問題”是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的問題，但在我看來，他的“問題”應當是農民的利益被改變時所出現(xiàn)的問題，趙樹理一直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和進行創(chuàng)作的。
趙樹理寫的小說，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中間人物。比如在《小二黑結婚》中，是在歌頌小二黑和小芹的新農民形象，但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卻是三仙姑、二諸葛這兩個中間人物；還有如《登記》，是在寫農村艾艾和小晚這一對年輕人追求自由戀愛，但寫得最成功的卻是艾艾的母親“小飛蛾”這個中間人物；1958年發(fā)表的《鍛煉鍛煉》，是在寫青年干部楊小四，但寫得最成功的是中間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飽”。他筆下的中間人物是誰？就是特別看重個體利益，有好處就跟你干，沒有好處就想辦法對抗你的普通農民形象，他寫這種人物特別生動，也更為成功。
這樣的中間人物為什么他寫得很成功？因為他寫的是鄉(xiāng)土中國當中最真實的農民。文學從本質上講應是“人”的文學，這個“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整體化的人，而是鮮活的個人。五四運動時期在文學領域提出的“人的文學”，就是以個體日常生活中的利益作為價值本位的。趙樹理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農民，因此在他看來，只有被農民所接受、維護農民個體的利益并轉化為鄉(xiāng)土之上的民間倫理道德的文學，才能被農民所接受。
趙樹理的小說是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符合老百姓的閱讀趣味。比如《小二黑結婚》，小二黑結婚雖然受到阻撓，最后還是結了婚，老百姓都認可，二諸葛和三仙姑也認可，二諸葛和三仙姑還改變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而現(xiàn)實中，故事的原型人物一個橫遭身死，一個離鄉(xiāng)遠嫁，但趙樹理卻寫成了大團圓，滿足了老百姓追求圓滿的樸素心理和愿望。當然還應當看到，趙樹理也受到了蘇聯(lián)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種寫法的核心在于要去書寫發(fā)展中的現(xiàn)實?！缎《诮Y婚》的故事原型雖然是個悲劇，但是讓年輕人自由戀愛成功是符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這一社會發(fā)展趨勢的，所以他將這個悲劇通過創(chuàng)作變成喜劇。
趙樹理的作品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善于描寫鄉(xiāng)土中國的民間心理。譬如，他的短篇小說《鍛煉鍛煉》，主人公“小腿疼”“吃不飽”在個人勞動與回報不能直接實現(xiàn)時，就想盡辦法不出工，但如果當下干的活與個人利益直接掛鉤，這兩個人出工就比誰都早，積極性一下子就能起來。后來，有些學者把這部小說抬得很高，說只有趙樹理敢于寫出農民真實的愿望。但其實趙樹理對“小腿疼”和“吃不飽”還是有所批判的，是從民間倫理出發(fā)，認為懶惰總是不好的。所以趙樹理既寫出了集體化過程中，農民從勞動到日常的物質生活的真實，也從民間倫理的角度對被集體化影響了個人日常生活的人物、行為，進行了批判，應該看到，趙樹理的小說構成是很復雜的。
在今天，重新研究趙樹理的現(xiàn)實意義又是什么呢？現(xiàn)代社會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各種價值觀念也隨之而來，不但是我們和下一代人價值觀念不一樣，就是同代人在價值評判標準上，也經常大相徑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以什么作為評價社會進步和評價現(xiàn)實生活的標準？趙樹理根植于鄉(xiāng)土，站穩(wěn)人民立場，無疑在當今社會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趙樹理的一生寫了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地方小戲，也包括秧歌、鼓詞等，他并不在乎這些作品是否登得了大雅之堂，是否能讓他在文壇有一席之地，他所看重的是老百姓是否真正接受和喜歡。趙樹理的人民立場，趙樹理所看重的傳播形態(tài)、傳播方式要適應一個時代的人民大眾的接受水準審美趣味，當然，這個接受水準審美趣味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斷在發(fā)展著的變動著的。所有這些，在今天仍然有極強的現(xiàn)實意義。
一個真實的趙樹理是什么樣子，趙樹理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的創(chuàng)作到底美在什么地方，我們只是站在一個角度闡述一個方面，闡述這個方面，就會忽視他另外的方面，但這也正好體現(xiàn)了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是被人不斷地闡釋、不斷地賦予新的意義的。汪曾祺說“趙樹理最可贊處，是他脫出了所有人給他規(guī)范的趙樹理模式，而自得其樂地活出一份好情趣”。在我看來，汪曾祺對趙樹理的評價是最準確最到位的。
趙樹理對當代鄉(xiāng)土文學的啟迪
【主講人：葛水平】
20世紀60年代，在文藝界和廣大讀者中間，人們常常把山西省的一批小說作家稱為“山西派”或“《火花》派”，這種以地區(qū)和所辦刊物名稱作為創(chuàng)作流派的命名，盡管是樸素的、直覺的，但卻不是沒有道理的。
關于這個流派的共同點，可以概括如下：
在題材上，都擇取太行山區(qū)、呂梁山區(qū)、汾水流域廣大農村沸騰的生活，都帶著濃烈的黃土高原和晉中盆地的氣息。這些作家都是腳踩泥和農民一起摸爬滾打、血肉相連。趙樹理當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在談論自己和作品中人物的關系時說：“《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就是我父親的縮影，《李有才板話》中老字輩和小字輩的人物就是我的鄰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莊的變遷》中六老爺?shù)摹水斒呃J逼得破產的人?！?/p>
在表現(xiàn)形式上，都極其通俗化、群眾化。這個流派的作家們都熟練地運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白描手法，運用人民群眾中醇厚、質樸、生動、活潑的語言，不僅人物的對話，而且敘述語言都是口語化。他們吸收我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文藝的長處，又加以創(chuàng)造，既無浮泛的堆砌，又無纖巧的雕琢。
他們都采取革命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把銳利的筆觸從生活的表層深入到生活的內核，在思想內容上敢于描寫人民內部矛盾沖突，揭示在新舊社會交替的偉大時代里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和不平凡的歷程。
而用“山藥蛋”來命名這一流派，主要是這一流派的作家大多來自山西農村，對農村生活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山藥蛋”是山西農村常見的農作物，代表著質樸、接地氣的農村生活，用它來命名，體現(xiàn)了作家們關注農村、扎根農村的創(chuàng)作特點；另一方面，“山藥蛋”平凡、普通但又具有豐富內涵的特點，就像這些作家的作品，雖然描寫的是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瑣事，但卻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和人性光輝，以小見大，反映出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fā)展。
趙樹理出生在貧農家庭。這個家庭和他生長的農村環(huán)境，給趙樹理帶來了三件寶：
第一寶是他懂得農民的痛苦。他家原先種著十來畝地，但地上都帶著籠頭，就是說指地舉債，到期本利不齊，債主就要拿地管業(yè)。從他出生到抗戰(zhàn)開始的30年間，他的家和他自己是一直呻吟在高利債主重壓下的?？偠灾?，他是窮人，他是窮人的兒子，他真正知道農民的艱難是什么，懂得農民的經濟生活，知道農村各階層的日子都是怎樣過的。
第二寶是他熟悉農村各方面的知識、習慣、人情等等。趙樹理自己上過學，放過牛驢，擔過炭，拾過糞，跟著人家當社頭祈過雨，參與過婚喪大事，總之是他在農村實頂實活了那么大，再加上他父親遺給的那些“知識”，他就算得上是真正熟悉農村了。
第三寶是他通曉農民的藝術，特別是關于音樂、戲劇這一方面的。他參加農民的“八音會”，鑼鼓笙笛沒一樣弄不響；戲臺上的樂器，他件件可以頂一手；他聽了說書就能自己說，看了把戲就能自己耍。
他同時又是多才多藝的，能寫字下棋，還會畫幾筆山水畫，也能刻圖章。還能耍把戲，講笑話，只要他一在場，管保男女老少通夜不散。他能夠接近群眾，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群眾一致，也不只是他懂得群眾最多，這些藝能也實在幫助他不少。
趙樹理談創(chuàng)作，特別強調“讀者意識”，“寫作品的人，在動手寫每一個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寫給哪些人讀，然后再確定寫法。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并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的?！鳖愃频脑?，趙樹理多次說過。
先確定讀者，再確定寫法。實際上也就是讀者決定著寫法。這樣，在敘述語言上，也就會最大限度地接近農村中初通文墨者，甚至是完全不通文墨者的理解能力、接受水平。在《也算經驗》一文中，趙樹理把這種語言追求說得更具體。農民聽不慣“然而”，就寫成“可是”；“所以”讓農民陌生，就寫成“因此”。“不給他們換成順當?shù)淖盅蹆?，他們就不愿意看。字眼兒如此，句子也是同樣的道理——句子長了人家聽起來捏不到一塊兒，何妨簡短些多說幾句”。
能用最省儉的語言，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不存半分模糊，這種本領絕非輕易能夠練就，更不是每個作家都能練就。由于趙樹理是以巨大的美學意義上的才華去追求“老嫗能解”，其敘述語言也就仍然有著一種趙樹理式的神韻。
寫什么與怎么寫，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個基本方面。要讓大眾讀者喜愛、要讓農村中的識字人和并不識字的普通農民感興趣，怎么寫固然重要，但寫什么卻比怎么寫重要得多。大眾讀者、農村中的初通文墨者和普通農民，他們聽評書、看演戲、讀小說，是要看與自己熟悉的生活不一樣的生活，是要欣賞日常生活中沒有的故事、人物、情感。換言之，他們喜愛的“文藝”，必須具有強烈的通俗性。而通俗性的典型表現(xiàn)，是傳奇性。傳奇性是通俗文藝最基本的屬性。
趙樹理的敘事方式正是民間藝人的敘事，他用說書人的方式去敘述故事，還進一步糅合了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敘事方式，刻意迎合了民眾的審美趣味，將一件件瑣碎的故事娓娓道來，層層鋪展得自然而生動。他的作品往往注重故事性，讓故事圍繞人物逐層展開，且為了兼顧趣味性，還會設置一些懸念。趙樹理擅長用樸素無華的口語，并不刻意去追求方言土語。但他也不做過多心理活動的語言描述，因此不是孤立地對人物性格做專門的刻畫。
